清朝风靡一时的新型罪犯:采菇大盗

19 世纪 20 年代，市场对口蘑的需求量暴增，进而引发蒙古草原的采菇热潮。

采菇人刘德山登场了。

采菇大潮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记录；这一事件仿佛被全然遗忘了。在道光朝的编年史《清宣宗实录》 中，有关于该热潮的一条记载：

“……民人刘德山等串通热河都统衙门书吏陈五，领有假票，在公索诺木达尔济雅旗分游牧处所私检口蘑，业经拿获审明”等语。

蒙古国家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他的供述和其他相关档案，我们可以借此更全面地了解他的犯罪生活以及最终让他走向毁灭的蘑菇黑市贸易。

我们或许会好奇为什么采菇会被等同于其他几种犯罪？为何朝廷关注采菇行为？

答案只能在档案中寻找。

犯罪第一步：伪造身份

其实在蒙古地区采菇本身并不违法，然而无证前往蒙古地区是有罪的。为了控制边疆并保证长治久安，清廷逐渐推行了一套护照和证件制度，以限制长城沿线地区的人员往来，只有持特殊证件的汉商才能前往库伦参与贸易活动。清廷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成例就可以逮捕采菇人，因为没有证件本身就已经触犯了法律。像刘德山这样的人心里很清楚，他害怕露出马脚，所以想尽办法伪造身份。

刘德山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县，因娶妻无望，离开山东北行，最后抵达赤峰。赤峰是一个位于草原南部边缘、大兴安岭正南的穷乡僻壤。几十年以来，这个地区吸引着和刘德山一样的无告之民加入蘑菇贸易。

当了几年采菇人之后，刘德山打算组织自己的采菇队，遂于1824年和陈五搭上了线，后者是一名来自山东的书吏，专门为他提供空白限票，每张收银1两。刘德山尽可能多地买空白文件，并伪造了帝国的法令。刘德山还雇了一名蒙古喇嘛，让他把上面的汉文译成蒙古文，这样就让假文件看起来更逼真。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刘德山顺利进入蒙古地区，从来都没有露出破绽。

犯罪第二步：确定目标

然而，刘德山完全不是孤军奋战：赤峰的蘑菇贸易相当繁荣。每到夏季，成百上千的汉人非法劳工越过边境参与夏收。他们在草原上到处挖坑、采掘野生蘑菇、砍光森林、捕杀旱獭和鱼类。若干案例显示，一旦地方政府试图将他们赶出草原，后者就用斧子和锄头反抗。

这些幸运的人发财了，仅仅1磅特定品种的蘑菇就意味着发财。何为“特定”？采菇人将其称之为“口蘑”。虽然近期的真菌学爱好者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口蘑”这一名称还是不能对应任何现代的蘑菇品种。我们只能推测当时采菇人究竟采摘的是何品种。

我们依据档案推测，采菇人要找的蘑菇“在夏末和秋季长势茂盛；可食用，色白；在大兴安岭以西，特别是在泉水流入草原之处最多。”

有两种真菌最符合以上描述：蒙古口蘑和四孢蘑菇。在受过训练的采菇人眼中，这两种蘑菇是有区别的：蒙古口蘑肥厚而且是球状的，而四孢蘑菇腰部纤细一些，但边缘宽，菌盖像墨西哥宽边帽；这两种蘑菇与当地其他食用菇的外观有显著区别。现在，濒临灭绝的蒙古口蘑已经在蒙古国得到了保护。它是松茸的近亲，肉质饱满、口感好、有很强烈的气味。相比之下，四孢蘑菇只要有马粪就能大量繁殖，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常见。

犯罪第三步：分赃

根据一名1828年落网的采菇向导张正伦估计，一名采菇人在荒年可以收获 5000 斤—6000 斤蘑菇，丰年可达到 7000 斤—8000 斤。收获季结束，付清向导的佣金和之前的欠债，他们就把剩下的蘑菇卖给乡下的批发商，后者再贩运至北京的蘑菇专营店，出售给消费者。

买家可以在商铺里买完整的蘑菇，规格有大有小，也可以买已经切好片的。究竟被切片还是切丁取决于菌帽的大小和形状；或烤、或炖、或煮。蘑菇贸易是大买卖。每采 1 斤蘑菇（清代的 1 斤约 0.609 千克），采菇人能挣7钱到1两2钱银。如果一年的收获量达到 8000 斤，仅从批发商那里产生的利润就能达到 9000 两银子，这是一笔巨款：北京的低级旗人一个月收入 4 两银，普通人一年的收入通常是可怜的 10 两—14 两。

1818 年之后随着采菇带来的环境后果日益严重，采菇成为朝廷首要关注的对象，从事这种贸易也日益危险。蒙古士兵几乎是一见到采菇人就立即采取行动。

1829 年，11 名采菇头目被武装押解至北京，接受刑部审判。在帝国都城，这些遭到刑囚的人对各自的罪行供认不讳。

道光帝在有关刘德山案件的最终声明中所说，采菇人是“可恶”的。这项生计招徕了最恶劣的人，还吸引着流氓地痞。早期档案说他们“私自”行事。后来的用词就比较强硬了：例如汉人“粗野已极”“鲁莽”和“盲目”，或“狡黠”。

采菇有什么危害？随着政府干涉日多，答案也有变化。

1818 年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强调汉人“占据蒙古牧场”，伴随而来的还有蒙古人生计恶化、蒙汉不适当的“杂居”、蒙古属民庇护罪犯的可能性。优秀的蒙古人维持着牧民淳朴的生活方式；而部分蒙古人行事“盲目”“冲动”，而且和汉人一样只知道“逐利”。他们撇下牧群，加入商队，与汉人串通一气；而那些采菇人在挑战着政府的权威的同时，也同化着蒙古人的生活习惯。

在理想状态下的帝国意识形态中，蒙古臣民理应是淳朴的牧民。他们不应该表现得“盲目”或“冲动”；蒙古的幸福以节俭为基础。在朝廷的眼中，一个理想的蒙古地区应当是绝对与世隔绝、秩序井然、回归原有价值的，那里应该有蘑菇、旱獭、森林、鱼类以及草场。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严重对立的世界：蒙古人与汉人，纯洁与堕落，永恒与变化。清廷期待的永不被打扰和破坏的自然环境不过是帝国的一件工艺品而已：唯有它的“纯洁”才能反映出清朝行政机构的极限及其意识形态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