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冯有福站在梯子上，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纸袋，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苹果上，一捏、一拧，一个苹果袋就套好了。这样的动作，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已经连续干了二十多天。冯有福是延安市宜川县秋林镇卓家村人，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子，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所在地，是当地有名的红色村庄。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因为种苹果成为老区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但这些年，种苹果越来越不赚钱了。
塬上村庄的致富之路
从延安市里到卓家村，要经过一段陡峭的上坡路，上到顶后，就是一片平坦的高原，这是黄土高原的典型地貌之一——塬，就像平地上的一个巨大高台，四周陡峭、顶上平坦。
卓家村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所在地，是当地有名的红色村庄。1939年到1942年，办事处在这里办公。当时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十余人迁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家。
四十多年前，这片塬上几乎全部种植小麦，勉强维系温饱，靠天吃饭的村民们，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改革开放之后，村里有人开始种烤烟。延安是陕西著名的烤烟种植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整个延安的烤烟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宜川县是重点种植区。
55岁的冯有福也种过烤烟，那时候他还年轻，跟着村里的老人学种烟。种烟是个技术活，比种小麦更复杂，但收入也是小麦比不了的。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烤烟种植开始衰落，越来越不赚钱，很多集体办的烟厂倒闭了，收了烟叶只能拿到县城里摆摊卖，种的人越来越少。
烤烟不赚钱，卓家村的人，又开始把目光投向苹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塬上就有人开始种苹果，烤烟衰落之后，苹果迅速普及开来，卓家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种苹果的，一种就是三十多年。
俯瞰卓家村的苹果果园。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塬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苹果生长，因此渐渐成了当地的品牌。“塬上的苹果，要比别处的好一大截，川里的不行，糖分不够。”冯有福说。
种苹果是一件苦差事
冯有福55岁，和妻子两个人种15亩地，全是苹果。
种苹果是个苦活儿，15亩苹果，几乎耗尽了冯有福夫妻的精力和体力。从春天果树开始抽枝，到10月份收苹果，几乎每天都泡在地里，忙的时候还要雇人。仅套袋一项，就需要近一个月，这还是在雇人的情况下。
套上袋子的苹果。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15亩地，每年大概要套10万个袋，最忙的时候，要雇人帮忙，套一个袋7分钱，熟练的人，一天最多能套两三千个，这意味着冯有福要付出200元的工钱。工人大多来自山西、河南，每年都会定期来这里，就像麦客一样，熟人熟手，干得快，也放心，以前有人把袋子扔了，假装套完了，被发现后再也没人敢用他了。
苹果树间距不大，树冠连在一起，人只能在枝叶的缝隙里钻，一会儿就浑身大汗，在这样的环境里，果农每年要工作半年多。
“种苹果苦，但不种又能干什么呢？”冯有福说。
这个村家家都有大学生
采访冯有福的时候，正好是周末，在延安上班的儿子回家帮忙，加上雇的两个人，一共五个人在地里套袋。
村里种苹果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年轻人要么出去考学，要么出去打工，走在村里的路上，来来往往的，也多是留守的老人。
“我们村几乎每家都有大学生。”冯有福说。
延安周边的村子里，大多还保留着窑洞式的住房，即便是新盖的房子，也仍旧依山而建，呈窑洞状。但在卓家村，很少能看到窑洞，大部分房子，都是平顶的砖房，村里只有一条主干道，村民的民居，分布在道路的两边。
在种苹果以前，卓家村村民也散居在各处的窑洞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种苹果致富以后，卓家村的人，逐渐搬出窑洞，在一块平坦的地上建起了新居，到现在，仍住在山上窑洞里的，只剩下寥寥几户。
即便如此，这个很早就致富的村子，依然留不住年轻人，“种粮食能机械化，种苹果不行，至少我们这里还不行，全靠人工，在梯子上一站就是一天，年轻人受不了、也不愿意受这个苦，都出去了。”
已经五六年不赚钱了
15亩苹果，年景好、价格好的时候，冯有福一家的纯收入，能达到10万元，但这只是理想的数字，大多数时候，收入要远低于此。
2018年，受霜冻影响，苹果大面积减产，冯有福家的果树，也同样受灾了，但苹果价格并没有提高多少，往年价格平均在3块左右，2018年最好的时候能卖到3块8。成本却没有降低，该用的肥料、农药、人工，一样没少。
2019年上半年，苹果价格疯涨，市场上每斤卖到十多元，但和冯有福他们没什么关系，赚钱的是中间商，受灾的果农依旧赔钱。
“最近五六年，几乎都没赚到钱。”冯有福说。
塬上都是旱地，苹果树靠天吃饭，干旱、多雨、霜冻、冰雹等，都直接影响着果农的收入，但他们几乎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2019年上半年大旱，冯有福不得不给苹果树浇水，一吨水8块，只能浇4棵树，他浇了两遍，花了两千多块钱，这是额外的成本，但能否获得相应的收益，仍未可知。
虽然干旱，但今年坐果率意外地不错，入夏的几场雨之后，今年多了一分丰收的希望，但冯有福还有新的担忧——丰收了，价格就下来了。
张保祥和他的合作社
在冯有福的果园不远处的一块地里，张保祥正在给一小片新栽不久的树苗做环切，用专门的环切剪沿着树枝转一圈，切断皮层，不伤木质，这可以让果树及时封顶，营养回流，提高花芽分化率、坐果率。
和冯有福的苹果地不同，张保祥的地里沟壑纵横，挖开的坑道里，准备埋滴灌管道，这是张保祥自己琢磨的地埋滴灌技术，埋在地里的管道，既能浇水，也能施肥，还省人工，如今在附近几个县已经推广开来。
种植能手张保祥。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张保祥是种植能手，也是村里合作社的管理者。早在2008年，张保祥和一部分村民就成立了一个果业合作社，如今，这个合作社已经有360户会员，不仅卓家村有，附近几个村都有。
农民是农业产业链的最底层，不论是树苗、化肥、农药的采购，还是苹果的销售，制定价格的权利都握在别人手里，农民只有接受，没有议价的能力。张保祥组建合作社的初衷，就是为了降低采购价格、提升售价。
合作社也缺议价能力
360户合作社的会员，每家平均有10亩左右的果园，加起来近4000亩，算是附近较大的农业经济体了，但合作社掌握的议价权仍旧非常有限，除了自家研究投建的地埋滴灌管道外，在化肥、农药等采购上，他们最多只能得到10%左右的价格优惠。
在销售上，合作社所能提高的价格，也同样非常有限。为此，张保祥多方筹措，申请了一项市级的农业项目，帮合作社中100多户会员建了冷库，每家一个，每个造价6万元，项目补助加上国家的农机补助共2万元，自己投入4万。每个冷库都不大，可以存五六万斤苹果，差不多刚好是一户果农的年产量。
在卓家村及附近的村子里，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都会有商人到地头收购，果农只负责把苹果摘下来，堆在地里，收购商会雇人给苹果分类、装箱，按照不同的等级，价格也不同，不允许果农自己装，怕质量不一。
冯有福家的苹果，每年都是这么卖的，价格都是收购商说了算，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嫌价格低，可以不卖。但实际上，没人能不卖，如果不卖，自己想办法销售，即便能多卖点儿钱，也远远不能弥补其间产生的成本。而且，苹果不耐久放，自己卖，还没卖完就坏了。
张保祥在冷库里。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有冷库的合作社成员，则多了一个选择。价格不行的时候，可以先存在冷库里，等价格好一点再卖。即便如此，每斤最多只能提升两三毛钱。
价格上不去，合作社的成员们，只好想别的办法，地埋滴灌就是其中一项，这可以提高果树抗旱的能力，也能均匀施肥，提升产量。除此之外，大部分合作社的果农还在果园里搭了“防雹网”。
办事处旧址正在修葺
离开卓家村的主干道，沿着一条土路上坡，不远处就是卓家村的旧村址，大规模搬迁以前，卓家村的人，都住在这里半山腰的窑洞里，如今，绝大部分窑洞已经废弃坍塌，淹没在荒草中，有的甚至连路都塌陷了，只能在悬崖上远远看到窑洞的痕迹。
村民搬走后废弃的窑洞。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1939年1月，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十余人迁至卓家村，借住在村民李俊英家，借用其5孔土窑洞。
办事处所在的院子，在村子最高处，地势险要，院子前面是一条陡坡，直通沟底，院子里有马棚、灶房等，还有一条当年挖的地道，也可以通到沟底。
80年后，这里早已经没人居住，当年办事处人员居住的5孔窑洞，在2013年的一场暴雨中部分坍塌。
记者探访时，办事处正在修葺，沿着悬崖建起了一圈黄土墙，院子的马棚、磨盘、地道等都已经恢复，地道边上还建了一个小小的亭子。院子里的房子，也不再是窑洞，而是黄泥墙、人字顶的房屋。
几个工人正在房顶铺石片，一位工人告诉记者，这是仿造以前的样式，那时候缺瓦，山里石头却多，所以屋顶大多用石片，现在几乎没人用了，所以铺石片的技术基本也失传了，只能边摸索边干。
站在屋顶，塬上的苹果林郁郁葱葱，苹果林顶上，有小片小片的白色防雹网，那是合作社社员家的果园。
冯有福家的苹果林没有防雹网，这些年种苹果不赚钱，他也不想再多增加成本了，“年轻人以后不会种地了，我们是种习惯了，也就凑合着种，以后干不动了，家里也就没人种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