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位基层教师的文章：最近，他所在的乡村学校迎来了一名城里老师，而3年前，在一个学期的中途，曾来过3名城里教师。两次都是因为城里老师“组织和参与有偿补课”受处分调来的。这位基层教师跟同事们想不通：为何城里老师违纪犯错就往咱乡村学校调？到乡村任教什么时候成了一种处罚手段？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措施？
在我看来，让犯错教师换个环境，避免犯错老师在原岗位上导致师生矛盾、家校矛盾升级，有利于其放下思想包袱，改正错误，是正常且有效的教育管理手段。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从“好学校”调到“差学校”，从城市学校调到乡村学校，往往被视为对教师的处分。安徽太和县将某犯错教师调往农村中学，同时高调宣传调去的是“农村高中”，就是基于这样的“惩罚思维”。
将教师的调动，视为对教师的“奖励”或者“惩罚”，当然有其现实性。这个现实性就是城乡差距和校际差距。但如果将教师调动与奖惩挂钩，看似是“论功行赏”“论罪定罚”的“公平竞争”，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并且形成了对农村学校、农村师生“官方认证”的教育歧视，成为加剧城乡教育不平衡的“软件因素”。
调离本身不是一种处分措施，只是达到人岗相适的一种组织管理手段。将调离与奖惩挂钩，使农村学校成为犯错教师的“流放地”，不利于农村学校吸引优质师资和生源。农村教师和学生会有被羞辱感和被抛弃感；原本诚心到农村服务的教师也会产生顾虑，怕被人误以为是自己“能力不足”或者犯了错误被“发配农村”……
这些心理问题和对乡村教育的实际伤害不容忽视。缩小城乡差距，关键在于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源向农村倾斜？当然不该是豆腐渣教学楼、犯错教师，而理应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城乡教育的客观差距，不是将调动作为奖惩的依据，而是实现城乡教育平等的动力。那些羞辱农村师生的管理方式，真的该清理一下，扔进垃圾堆了。
从“好学校”到“差学校”，从城区学校到农村学校，这难免会被视为对教师的一种处罚。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乡村教育本身就因为缺少优质资源、优秀教师而遭遇发展瓶颈，“犯错就会被罚到农村去”，此举一方面不恰当，另一方面，也是对乡村教育的矮化，会让学生和家长们对乡村教育越来越没有信心，想尽办法进城就读，进而导致农村教育“空心化”愈演愈烈。
有的老师在城市学校违规了，然后就派到乡镇学校去。这不是在惩罚这个老师，而是矮化乡村教育。把违规的老师派到乡村学校作为惩罚措施，首先对老师没有教育意义。只会告诉更多的老师，不要到乡镇去，另外也让很多乡村老师寒心。同时对社会的反教育作用也非常明显，会告诉乡村学生，尽量离开乡村，到城市去读书。这种惩罚措施没有什么积极价值和意义，对地方教育生态的破坏和对老师形象的玷污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必须去叫停这种做法，而且要追究地方政府部门的责任。如果纵容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就是纵容不重视乡村学校教育的思想。
早在2010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提出，地方政府要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作为首要职责。要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均衡的目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义务教育教师的定期轮换制度。按照要求，每年教师轮换的比例要达到20%，就是五年一轮换。但是，这一制度在一些地方执行的并不好，有的地方甚至把轮换也当成了一种惩罚机制。
也有一些地方，并没有把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而是维持乡村教育的低水平，引导学生到城里就读。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投入少，管理也更方便，能够减轻政府部门的压力，从而导致“城市学校挤乡村学校空”的问题。熊丙奇对此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更新地方部门的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实际上这牵涉到政府部门的教育理念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教育经费的投入问题。要办好每一所乡村学校，就需要更大的教育经费投入。但有些县级政府这方面投入没那么多。尤其是一些财政力量比较薄弱的县，如果想靠自身财力解决县域内教育均衡的问题，就可能会撤掉乡村学校、维持乡村学校低水平办学，把孩子们引入城里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进一步要推进省级财政统筹，由省级财政统筹义务教育经费，包括生均公用经费和教师待遇，减轻各个县的教育经费支出问题。同时，对一些财政实力确实非常薄弱的地区，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由此加强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国家应该督查各个地方，是不是真正的按照义务教育均衡来保证义务教育的投入，同时建立起教师的百分制，如果没有要追究责任，另外就是要深入调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确保乡村学校能够得到经费保障，切实重视乡村学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