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激浊扬清在云南》有这样的解说词：“云南的政治生态却不像自然生态一般秀美。”2013-2018年，云南省纪委立案省管干部280人，其中，2013年15人，2014年41人，2015年56人，2016年31人，2017年63人，2018年74人，查办厅级干部和处级干部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杨维骏最后一次在私人场合见到秦光荣，是秦光荣以云南省委书记的身份，代表省委省政府给他拜年。
秦光荣上任后，这位“反腐愚公”，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曾向他反映云南晋宁强征基本农田的问题，没有回复。
杨维骏认为：“这暴露了他本质上和白恩培是一伙的。”
分道扬镳前，两人是昆明市金牛小区的邻居。白恩培卸任前，“上面”征求老干部对省委书记继任者的意见，杨维骏支持了秦光荣，而非白恩培力挺的仇和。与多家媒体报道相反的是，杨维骏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并没有实名举报过秦光荣。
2011年11月29日下午，云南省委九届一次会议选举了13名省委常委，秦光荣当选为云南省委书记。
8年过去，当时当选的省委常委，已有4人落马：除秦光荣外，还有时任省委副书记仇和、时任省委宣传部长，后任昆明市委书记的张田欣，以及时任副省长，后任省委秘书长的曹建方。
此外，秦光荣的前任，在秦先后担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常务副省长、省长期间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也已落马，并被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最近6任云南省委书记，有一半出事。
“（白恩培、秦光荣任省委书记期间）不会跑的、不会送的、不会弄的，在云南是没有生存空间的。”2019年5月16日，一位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
秦光荣担任云南省长期间的省政府副秘书长陈云生，在接受云南省纪委监委、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激浊扬清在云南》剧组采访时则表示：“（我）把会来事儿，揣摩领导心思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
2014年10月，秦光荣调离云南，改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8年3月换届卸任。
2019年1月，《激浊扬清在云南》有这样的解说词：“云南的政治生态却不像自然生态一般秀美。”2013-2018年，云南省纪委立案省管干部280人，其中，2013年15人，2014年41人，2015年56人，2016年31人，2017年63人，2018年74人，查办厅级干部和处级干部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云南省纪委每年立案省管干部的数量，正是以秦光荣离任的2014年作为转折点。 《激浊扬清在云南》截图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云南省纪委每年立案省管干部的数量，正是以秦光荣离任的2014年作为转折点，2014年之后较之前增长了一倍以上。
这部纪录片还记述，2017年与（秦光荣在任的）2012年相比，云南省“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降幅达50%。
2017年与2012年相比，云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降低了一半。
“反腐愚公”识破他也费了些功夫
2011年8月25日，在调任云南12年后，秦光荣从云南省长升任省委书记，接替调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白恩培。
据云南网报道，第二天，秦光荣走出省长办公室，逐层看望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打招呼、寒暄、握手，并对大家说：“我要换个地方办公了，谢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支持。”
在日常工作中，秦光荣喜欢表现出和善的一面。
一位曾在云南省委办公厅工作的处级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平时工作中很少有机会和秦光荣直接接触，但秦光荣担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时候，见到他还叫出了他的名字，并表示以后多参加他组织的活动：“给人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员表示：“秦的行事比较含蓄，低调处理，平时如果某岗位要换个人，他都会找个让人接受的方法。”
但多位与秦光荣有过接触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员认为，秦光荣很多面，表面上他很和善，实际上和白恩培是一样的。
曾经和秦光荣做了多年邻居的杨维骏也认同这种观点：“秦光荣的执政风格，表面温和，实际上是政治投机分子。”
97岁的杨维骏曾实名举报白恩培和仇和，被称为“反腐愚公”，但他对秦光荣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
杨维骏离休以来，一直作为一个退而不休“挑刺找茬”的另类官员存在。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与多家媒体报道相反的是，杨维骏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并没有实名举报过秦光荣。
秦光荣担任云南省委书记之前，两人在金牛小区的住所只隔了四五栋，私下里有接触。一位曾与秦光荣夫妇有接触的云南政界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秦光荣大约2004年搬进这里，时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杨维骏对上游新闻表示，因住在一个大院里的关系，最开始他和秦光荣关系还不错。
秦光荣担任云南省长刚过一年，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在白恩培的安排下，仇和住进了白恩培的前任省委书记住过的房子里。
杨维骏告诉新京报记者：“白恩培特别重视仇和，他是市委书记，应该住在市委区域……一个副部级官员，享受着正部级干部的房子，这让很多级别跟仇和一样的官员对他有很大的意见。”
仇和的工作风格和秦光荣完全不同。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仇和到处是刺，一有事情马上开炮。”
由于白恩培对仇和的偏爱，两人工作风格的差异，加上白恩培临近退休卸任，省委书记一职即将空缺，秦光荣和仇和的关系愈发紧张，但即便如此，秦光荣仍然保持了基本的体面。
仇和执政昆明整一百天时，当地一家报纸做了一份特刊，细数他给昆明带来的种种变化。一位对仇和做过深入报道的媒体人告诉新京报记者，秦光荣看到报道后，颇为不悦，但他没有直接表露，而是让另一位省委领导带话给报社，说“尽管报道很客观，也很真实，但还是尽量低调些”。
杨维骏向新京报记者回忆，白恩培卸任云南省委书记前，“支持秦光荣继任的人更多些，支持仇和的比较少”。另据凤凰网报道，当时白恩培希望仇和接替他，在上面征求意见时，杨维骏没有支持仇和，而是支持了秦光荣。
这场竞争的结果是：秦光荣升任云南省委书记，接替白恩培，三个月后，仇和升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不久卸任昆明市委书记。
《南方人物周刊》引述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的观点：仇和对于自己离开昆明市委书记的岗位，遗憾不甘心，“觉得自己的抱负没有实现，是一种孤独的离开”。
秦光荣当省委书记没多久，昆明发生了一件执法失当的事件，杨维骏把这件事反映给秦光荣。秦光荣当着杨维骏面，打电话给一个副市长制止。但杨维骏补充道：“这问题不是一次性的，他也只出面制止了一次。”
之后，秦光荣搬离了金牛小区，搬到了5公里外的桂圆小区，住进更大的欧式风格别墅。担任省委书记近5年，他只在一年春节时代表省委省政府来看过杨维骏一次。
那也是5年间两个老邻居唯一一次私下见面。
2012年12月，昆明市原晋宁县晋城镇贴出公告，称“古滇名城”项目在该镇拟征地14933余亩，涉及广济村等12个村。
杨维骏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这个项目以低于市价的补偿款强征上万亩基本农田。他曾写材料向秦光荣反映这些问题，但秦光荣没有答复。杨维骏认为：“这暴露了他本质上和白恩培是一伙的。”
2014年10月14日，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曾爆发激烈冲突，造成8人死亡。值得玩味的是，这天正是官方公布秦光荣调离云南的日子。
6年多过去，2019年5月22日，新京报记者在“古滇名城”发现，这个被秦光荣认为能够保护传统文化，开发昆明旅游资源的项目，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旅游房地产项目，有房地产商打出了“瞰滇山海洋房”的宣传口号。
“古滇名城”里的别墅群。 新京报记者 刘思洁 摄
寄予厚望的项目，落马前被停止开发
“山水田园一幅画，城镇村落一体化，城镇朝着山坡走，田地留给子孙耕。”2011年1月，云南省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上，秦光荣提出了自己的云南建设思路。2013年5月，这28个字还被他写到了笔记本上，向凤凰卫视记者展示。
他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治理云南。
“他是个庸官，碌碌无为。”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并不认同秦光荣的才能，秦光荣主导的“山地城镇”也叫“城镇上山”建设恰巧证明了这一点。
上任省委书记前，秦光荣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讲话，再次重申了上述28个字。他表示，城乡规划指导思想，要以“山地城镇”建设为主。
秦光荣认为，云南94%的国土面积是山区，地质和气候条件复杂，受地形限制和环境承载力制约，难以大规模聚集人口和生产要素，不具备开辟众多规模型城市的条件。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乡镇，有利于科学定位云南各类城市，完善布局；有利于保护独特的民族和区域文化；有利于避免现代“城市病”，建设山水田园城市，保障群众生活质量；有利于发挥特色资源和传统产业优势。
大理的海东新区是秦光荣寄予相当大期望的项目。
海东新区位于洱海东岸，与大理古城隔湖相望，开发前是一片荒凉的低丘缓坡山地。
据云南网报道，早在2006年5月，秦光荣还在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距离他接任省长还有半年的时候，他就对海东新区建设指示道：“要像上海突破浦东一样突破海东，‘十一五’大理市的城市建设重点要放在海东。”
2013年5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秦光荣更表示：“按照规划，到2025年，洱海以东将形成一座30平方公里、可容纳25万城市人口的山地新城。”
一位长期观察云南政情的人士透露，海东新区相关投资公司一位杨姓高管的父亲，是秦光荣的童年好友。
海东新区开发之初就有争议。
“在大理人心目中，海东是荒凉的代名词。”2014年6月，秦光荣被调离云南前4个月，大理州政协副主席、海东开发管委会主任杨志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回忆之前的情况时说，山地城市开发建设成本高，而且海东就是一片荒凉地，生态功能也十分薄弱，把山地开发了是否会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改善需要高投入，开发后会有好生态吗？会不会像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形成“鬼城”、空心城？
似乎杨志东一语成谶，目前海东新区几乎是一座“空城”。
新京报记者在当地了解到，项目开发因保护洱海而被叫停一年多。不少人已经买了房子，但无法交房。
在海东新区，别墅区离洱海距离只有数百米，“海景房”成为开发商卖房的一大宣传点。除了少部分湖景别墅完工后有人居住，大部分公务员小区、公租房、商品楼还无法入住。工地基本停工。
云南大理海东新区，不少楼盘已经停建。 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
2015年10月，大理市政府迁到海东新区，当地人表示，公务员每天坐小巴往返市区和办公地：“办事太不方便了，平时很少有人来这里。”
2013年8月15日，时任曲靖市市长、政协主席出席了一个“城镇上山”项目的奠基仪式，曲靖市麒麟区委书记致辞时表示：“希望……将该项目打造成为曲靖‘城镇上山’的精品工程、样板工程、示范工程。”但实际上，这个项目建起来的都是豪华洋房。
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秦光荣的想法他研究过，不可行，云南地势陡峭，老百姓本来就住在山上，能开发的都开发了：“我的看法是秦光荣不外乎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需要的土地调出来。”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云南省长阮成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停止海东新区开发建设，下大力气解决好洱海周边房地产过度开发、旅游无序发展、产业结构不优、全流域治理不够等难题，给洱海留出足够的生态环境空间。”
秦光荣寄予极大期望的项目，在他落马前画上了尴尬的句号。
秦光荣还提出了“两床被子”政策。“两床被子”是指让进城农民兼具农民和居民两种身份。农民进城可以保留耕地五年，如果能适应城镇生活就放弃耕地。
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两床被子”政策虽好，执行过程中就变了样：“‘大跃进式’设城镇人口转化的指标，利用行政手段来提高城镇化率，采取各种方法把农民骗到城里……农民有了城镇户口但是没有就业，在农村也没有地了，农民怨声载道。”
2015年3月，秦光荣调离云南不到5个月，CCTV《焦点访谈》便报道，云南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变了味，有些基层政府为了盲目的完成摊派指标，强制村民转城市户口，一些村民甚至对自己被转户口毫不知情，转城镇户口后生活方式、待遇也没有改变。
报道显示，当时云南城镇化指标层层摊派，普洱全市“农转城”（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指标10万人，下辖的墨江县指标为14900人，墨江县下辖的联珠镇指标为2620人，最后指标到村委会为98人。
秦光荣主政时期，云南将城镇化指标层层分配。 CCTV《焦点访谈》报道截图
“湖南商人开始变多了”
升任省委书记一个月后，2011年9月，秦光荣在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凡是打着我的牌子和我亲戚朋友的牌子，到各地各部门办事的，即使能办的事情也一律不办！请各位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对我进行监督。”
同时，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把住“亲情关、人情关”，严格自律。
“我将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为民、务实、清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官，踏踏实实做事。”秦光荣说。
但一位在云南经商20年的商人观察到，自从秦光荣主政云南，云南的湖南商人开始变多了。
秦光荣正是湖南人，生在永州（原称零陵），从零陵地委宣传部干事做到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1999年1月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早在秦光荣担任长沙市委书记时，长沙晚报记者龙钢跃曾炮制过一篇题为《市委书记的家风》的报道，称秦光荣“客厅只有十来平米，办公桌是两床被子叠起来的，逢年过节去看望一位孤寡老人，来敲门的客人大多是不相识的普通群众”。
后来，龙钢跃扶摇直上，担任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2018年11月8日，长沙市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号“廉洁长沙”发布消息，龙钢跃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等问题，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尤其是在2018年4月20日省市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后，仍收受红包礼金，经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市委常委会审议，决定免去龙钢跃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并对其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许雷和蒋政江是因秦光荣而受益的湖南商人的代表。
5月24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城投”）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位接近许雷的商人告诉新京报记者，5月15日后，许雷就已经失联。
上述商人告诉新京报记者，许雷和秦光荣是湖南老乡，秦光荣和云南城投交好，在秦主政云南期间，云南城投承建了秦光荣力主的多个项目，比如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还涉足海东新区的开发。
新京报记者通过天眼查获悉，云南城投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4.87%的上市公司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了云南城投海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秦光荣时任云南省长。
据《廉政瞭望》报道，2003年初，云南文山州都龙锡矿在改制过程中，以增资扩股形式被贱卖，一家地产公司以1900余万元控制了这个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矿产企业。时任文山州委书记张田欣，在这个全球第四大锡矿国企的改制中起了关键作用。
2014年7月，张田欣被“断崖式”降级，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在纪检部门的公开通报中，张田欣落马的原因是“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那家地产公司的董事长蒋政江，是时任云南省委常委秦光荣的“异姓兄弟”。不过，一位熟识蒋政江的商人则表示，他和秦光荣只是湖南永州老乡。
多个信源称，见到过蒋政江在秦光荣家吃饭。上述熟识蒋政江的商人表示，蒋政江曾放下工作，去接秦光荣的妻子“黄姐”。
蒋政江目前去向不明，一名湖南媒体人表示他已被留置，而上述熟识蒋政江的商人表示，蒋政江在反腐风暴之前离开，目前在加拿大。
除了同乡，秦光荣也有老下属卷入贪腐之中。
陈云生是秦光荣担任云南省长时的省政府副秘书长、接待办主任，在接受《激浊扬清在云南》摄制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下属单位逢年过节都要来慰问自己……把会来事儿，揣摩领导心思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久而久之，记住的都是那些没有送钱的同事。”
调任云南省计生委主任后，陈云生更加肆无忌惮，向同事索贿达300多万元。
调任云南省卫计委主任后，陈云生大肆索贿。 《激浊扬清在云南》截图
2018年4月13日，陈云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卸任省委书记前，秦光荣对反腐有“高论”。
2014年7月底，云南省委中心学习会议上，秦光荣曾对全省官员提出要求，要他们以人为善，不能因为一点自身利益就举报，自身清白干实事的也不要怕被举报：“云南100封举报信，可能6封是实的”。
发表上述言论三个月后，2014年10月，秦光荣被调离云南。
2018年11月27日，在香港上市的华融投资发布公告称，由于个人原因，秦岭已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秦岭正是秦光荣的儿子，当时已经被抓。
六个月后，秦光荣选择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