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扶贫是一场社会创新
更大的意义在于，今天互联网在中国已经从一个工具变为了一种基础设施，成为中国人工作与生活的重要载体，渗透进各行各业，分布在城市乡村。尤其在中国农村，因为互联网的接入，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我想如果上面那个评选，拿给中国农民，而不是外国留学生的话，或许会选出更有意思的答案，可能是村村通、新农合，也可能是旺农贷、农村淘宝，但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个创新，是“电商扶贫”，它不是单个应用维度的创新，而是一组应用多个体系交织的一场社会创新。
它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改善着中国农村的组织和结构，改进着中国农业的供给侧和效率。它必将改变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状和未来，也将对世界公平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这也是我们召开这个电商扶贫大会最大意义，我们要把中国农村的创新经验和优秀样板推向世界，引领世界的繁荣与发展。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在农村的迅速普及，使得电子商务成为了消除贫困的全新路径。
数据化和在线化是互联网新基础设施赋予其的不同于以往任何扶贫方式的全新特征，以电子商务为基础场景和变现手段，进而还可衍生出金融扶贫、旅游扶贫、健康扶贫、公益扶贫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帮助贫困群众改变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实现脱贫致富。
阿里巴巴的电商减贫实践
阿里巴巴对于贫困地区扶贫的核心思路是用商业模式扶持经济发展，不仅要帮助贫困人群致富脱贫，更要通过赋能，使他们具备内生发展的能力。
马云先生的总结更为精炼，就是“用公益的心态，加上商业的手法”。2014年10月阿里巴巴发布了农村战略，提出了千县万村计划和农村淘宝项目。这是阿里巴巴第一次对一个独立群体（贫困地区的农民），全方位地在资源上倾斜和扶持。
经过近3年的实践，阿里巴巴逐渐形成了全平台、全生态的电商扶贫体系，也探索出了电商、就业、金融、旅游、教育、健康等多个领域的创新，我们希望借此可以改变贫困地区群众的思维和面貌，提升他们的收入，践行新型乡村治理和绿色生态发展。
阿里巴巴农村战略的发布，推进整个平台的扶贫工作完成了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
过去10年，在阿里平台上自发地长出了1311个年网销额超过1千万元的村庄，我们称它们“淘宝村”；如今启动农村淘宝项目，我们自觉地在3万多个村庄搭建起了电商服务体系，希望它们未来可以蜕变成新的淘宝村。
过去10年，利用“平台+个人”模式，阿里平台上自发地成长起100多万的农民卖家；如今通过招募和孵化，我们培育出了6万多个扎根乡村的电商服务人员，他们大多为返乡青年，我们称他们“村小二”或“淘帮手”。
过去10年，阿里平台上农产品销售完成了从无到有，从200亿到1000亿的增长；如今我们与贫困县政府合作，已经培育出了140个区域农业品牌，巴楚留香瓜、陕州红啤梨、元阳梯田米均已成为网红商品。
2016年既有的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零售平台上共销售出去了292亿元的商品，有280多个贫困县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其中40余个贫困县超过1亿元，这些是电商带来的增收。
同时这832个国家级贫困县还完成了2074亿元的消费，根据我们在农村基层的经验，网购的商品比在农村线下的价格平均低10%，这样电商又为贫困地区节约支出超过200亿元。
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共有66个贫困县400多万的贫困人口，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阿里巴巴的电商扶贫实践在贵州也开花结果。
根据阿里研究院的数据，2016年贵州省66个贫困县域在阿里平台上的消费额达到231亿元，同比增长47%；电商销售8.8亿元，同比增长68%。
尽管在数据上仍存在逆差，但卖出的增速大大高于买入的增速，节支先行增收赶上，这让我们看到了信心，尤其在注重品质生活的今天，贵州丽山秀水的生态价值越发显现。
遵义市正安县是典型的山区贫困县，盛产野木瓜和正安白茶，通过特色中国正安馆这些商品开始卖向了全国。但更令人惊喜的是，正安县如今还是西部最大的吉他生产及网销基地，当地自主品牌的尤克里里、民谣吉他通过淘宝和天猫日销1500把，2016年“双11”单日销售了9000把，业绩创全国行业销售新高，全年网络销售超过千万。
阿里巴巴减贫实践的四个特性
阿里巴巴在中国农村的扶贫实践，让我们看到了电商扶贫所不同以往的效果，也更感觉到了其对于世界减贫的非凡意义。
首先是普惠性。至2015年，中国有832个国家级贫困县，至2016年底，中国仍然有4335万贫困人口，仅仅树立一两个样板，解决不了普遍性的贫困现实。
互联网带来的数据化和在线化正在重新定义普惠商业，阿里巴巴正是普惠商业的典型代表，旗下的淘宝网在大陆地区早已实现了全覆盖，即使是西藏最偏僻的县域依然可以实现买卖，而普惠金融平台支付宝和余额宝产品同样也覆盖了我国境内的所有县域，南海小岛上的渔民一样可以通过手机完成理财。
我们深耕农村的农村淘宝项目，至2017年上半年，已经落地了29个省的近700个县，其中包括178个国家级贫困县和147个省级贫困县，在贵州也落地了38个县2千多个村，涵盖了28个国家级贫困县。
其次是生态性。互联网带来的平台化与生态化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扶贫也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利，小企业和个人的力量也可以汇聚成扶贫的主角。
阿里巴巴不仅是一家电商企业，更是为所有行业提供新型基础设施的科技企业。旗下电商、金融、物流、健康、旅游、教育等平台均自带扶贫属性，借助阿里农村战略，均已扎根落地扶贫前线。
同时阿里生态领域里拥有千万数量的网商和服务商，不乏有使命和情怀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许多也是市值超百亿的企业，具备了帮扶的意愿和实力。他们正在加入到阿里的生态扶贫大军，展现生态力量和社会力量扶贫，彰显阿里巴巴独特的平台特色和生态价值。
第三是精准性。与传统的扶贫方式不同，阿里巴巴在农村的扶贫实践，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在线优势和大数据能力，确保扶贫精准到位。
例如阿里关联公司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与民政部门合作，根据救助对象过往在金融、电商等平台上的记录，利用大数据方法进行“画像”，从而做到“扶持对象精准”。
又如将扶贫资金与互联网保险结合，确保“资金使用精准”，我们在江苏泗洪的扶贫100项目正是做出了这方面的创新；再如利用“钉钉”的签到、日志等功能，与基层扶贫干部的走访等工作结合，保证“措施到户精准”。
第四是国际性。阿里巴巴在中国农村的电商扶贫实践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国家倡议“一带一路”战略，沿线64个国家中，大部分都是欠发达国家，阿里的成功经验未来可以随着国家战略，复制推广，我们向它们输出的将是一整套新经济思维下的自立自强的商业模式，最终推进世界范围的消除贫困。
另一方面，阿里巴巴提出eWTP平台的倡议，未来中国农村和农业产品也将与世界对接，对于贫困人群，在帮助他们扩张市场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拓展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阿里巴巴未来的减贫举措
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距离2020年的全面脱贫只剩3年的时间，面对的将是最深层的贫困和最顽固的思维，我们必须用全面革新的方式，才能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阿里巴巴在扶贫实践中取得了实效，也更加收获了信心，接下来将会开展更大力度和更高目标的扶贫举措，展现国家企业的力量。
第一、开展农特产品上行活动。带动贫苦地区的农特产品上行，最能直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阿里巴巴各个平台围绕农特产品上行，将会开展一系列专项扶贫活动。
农村淘宝和天猫生鲜启动了新疆“巴楚留香瓜”项目第二季，将联合巴楚县政府、上海援疆办和网商维吉达尼共建“沙漠农场”，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支持农户建立1万亩现代化的设施农业基地，包销全部蜜瓜，让1万名农户增收，希望将每亩收入从去年提升到的1500元，再提升到3500元。
在云南元阳、文山、宁夏中宁、安徽金寨等贫困县市，关于红米、三七、枸杞、猕猴桃等的农特产品上行活动也已相继展开。
第二、创新公益保险扶贫新形式。7月12日，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联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一个“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这是我们去年尝试的“扶贫100保险项目”的升级。
我们将为国家级贫困县的20-60岁的建档立卡户免费投保，确保这些家庭的顶梁柱们不会因病因伤致贫返贫，预期到2020年，累计覆盖贫困人口1000万。
今天，菜鸟正式启动了一项“一路无忧”计划，这是首个面向菜鸟乡村物流从业人员的公益型、普惠型保险产品。“一路无忧”将帮助物流从业人员提升对工伤、疾病、意外事故的抵御能力，从而降低因病、因伤致贫返贫的风险，保障脱贫成果。预计到明年3月，“一路无忧”将覆盖全国2/3的县，未来计划逐步向县域以外其他合作伙伴的物流从业人员开放。
第三、推进县企合作生态帮扶项目。为了发挥阿里巴巴的平台化及生态化优势，2017年下半年阿里巴巴全面启动了县企合作的阿里生态帮扶项目。
项目将立足中西部地区贫困县域，依托阿里平台上千万数量的中小企业，通过阿里巴巴的牵线搭桥，促成县企对接，将贫困县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将人力优势转化为电商能力优势。
在前期的对接中，我们已经看到有高梵羽绒和河南光山、艺福堂茶叶和湖北恩施、西域美农食品和陕西佛坪等企业和县域在产业上的结合，接下来我们将促成更多的联姻和合作。
第四、打造贫困地区生态保护标杆。在提高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收入提高的同时，阿里巴巴还希望推进绿色生态理念，保护乡村环境。
2016年阿里公益基金会与黑龙江省抚远市签署了“鲟鳇鱼大马哈鱼种群保护协议”，每年拿出200万元用于保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珍稀鱼种。
今年8月8日，我们和抚远市政府联合举办了“阿里巴巴·抚远鲟鳇鱼放流节”，举行放流活动并召开专家研讨会，面向公众宣传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阿里巴巴希望基于放流节的尝试，完成贫困地区生态与经济互促共荣发展的探索。
第五、推出阿里巴巴兴农扶贫频道。8月22日农村淘宝启动了兴农扶贫战略，将为农村与城市建设新零售通路，实现消费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