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于农村的金融机构——即服务于农村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农村银行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非银行机构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保险公司以及部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短板日益凸显，一些金融创新产品虽冠以“农”字头，但在设计上与农村产业的实际脱节，无法有效满足实际需要。
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难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银行服务农村地区存在重存款轻贷款、重抵质押贷款缺信用贷款的现象，“三农”关键领域缺少资金支持；二是银行对一般农户的小额普惠贷款发放较多，对小型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投放不足；三是银行之间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各自出招，信贷投放较为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一些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资金缺口较大，容易陷于推进不畅的境地等。
化解农村金融的发展难题
【经济日报：陆敏】当前，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大幕已经拉开，参与各方还需坚定信心，持续发力，务求取得成效。只有消除体制机制上的束缚，用科学有效的机制释放农村金融机构的活力，才能实现业务良性发展，更好防范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近年来受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机制影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发展中暴露了不少问题，加之面临大型银行、全国股份行等业务加速下沉带来的冲击，农村金融机构内外承压。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村镇银行等。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共有3883家农村金融机构，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84.43％，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600家，农村信用社572家（含省级联社24家），村镇银行1649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9家。
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烦恼”各不相同。其中，村镇银行设立仅有十多年时间，由于设立门槛较低，发展速度非常惊人，2021年时已有1600多家村镇银行，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不过去年，个别村镇银行出现取款难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另一边，农信社经过多轮改革后，依然在两边摇摆——究竟是坚持“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还是应该走商业化道路，至今仍有争论。
在争论和摇摆中发展，不少信用社变成了县联社，县联社变成了农商行，甚至许多县联社合并在一起变成大的农商行。还有些地方将全省的农商行并在一起，变成一个省级农商行。比如，去年4月，省联社改革全国“第一单”落地——浙江银保监局批复同意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开业；11月，河南省农信社改革方案获银保监会批复，将组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同月，辽宁农商银行筹建方案“浮出水面”，将由沈阳农商银行与省内30家农信联社组建。
当前，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深化省联社改革无疑是此轮改革的重头戏。根据因地制宜、“一省一策”的监管要求，参与各方还需坚定信心，持续发力，务求取得成效。一边是亟待融资支持的各类农村经营主体和相关产业，另一边是亟待补齐短板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是否有效，关系到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效。只有消除体制机制上的束缚，用科学有效的机制去释放农村金融机构的活力，才能实现业务的良性发展，也才能更好防范风险。
尤其对于河南和辽宁而言，目前，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和辽宁农商银行尚在组建过程中，需要同步推进解决的还有对此前不良资产风险成因的严肃责任追究，严惩违规违法行为，以及相关存量风险化解、新老股东交接、公司治理机制构建和新的业务结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稳妥处理、扎实推进，在此过程中，还面临从省、县两级架构向三级管理架构和总分行制转变的考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要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各地要在牢牢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改革路径，统筹各类优势资源，充分利用大数据、金融科技等最新技术成果，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在坚守支农支小定位的同时，找到差异化竞争市场，尽快提升其整体实力和业务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