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教育路在何方，几乎成了“百年之问”。100多年来，不少名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并试图寻找解决之道，如何留住乡村教育之“根”？
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关情况的发布会。教育部在回答新京报提问时透露，将启动实施“国家级优秀农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并不断扩大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规模。
发布会上，新京报提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教育方面，振兴乡村教育如何推进？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表示，在脱贫攻坚任务当中，教育脱贫攻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20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现了“动态清零”，514万建档立卡学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这对实现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以教育手段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近日举办的“做有‘根’的教育”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梳理了这些名家的观点：晏阳初认为农村问题可归为“愚、穷、弱、私”四类，需以四大教育分别医治；黄炎培主张“先富后教”，发展生计和职业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教育”，让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生活改造中心，乡村教师成为乡村生活的灵魂；而梁漱溟则支持“社会学校化”，按照儒家文化传统复兴农村，建立政校合一的乡学制度。
乡村教育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振兴乡村教育路在何方？与会的有关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参与讨论，分享实践做法，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曾经的‘乡土社会’正逐渐成为‘离土社会’”
现阶段，乡村教育的凋敝趋势仍未减缓。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他的老家江苏省江阴市农村看到，乡村家长为了让孩子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平台，都在努力向更大的城镇、更好的学校迁移。
杨东平认为，乡村教育之所以凋敝，很大程度上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除了少子化、老龄化这些城乡共有的特点，家庭功能退化在农村也非常显著，许多家庭都是亲子分离，或者是单亲家庭、失能家庭，曾经的‘乡土社会’正逐渐成为‘离土社会’”。
“现在许多父母和老师都把孩子不爱学习、沉迷网络、依赖手机等行为归类为学习问题，这其实是学生的关系问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说，“好的教育应该是让孩子建立好的关系”。
在詹大年看来，网瘾少年之所以沉迷网络，是因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断裂。学校和家庭的功能缺失，让孩子在情感上自然地与虚拟世界建立联系。“如果孩子没有现实关系，也没有网络关系，那他就只会望着窗户发呆，这是很可怕的”。
为了让学生感到需求、信任、平等，让学习在真实、自然、自由的情境中发生，詹大年建议从孩子的视角来做教育。他把教学称为学习，让作业变成作品，把管理改为治理。他解释：“教学，是你教我学，但学习，是我主动去学；作业，是机械重复的，作品，则是可以创造并拿来欣赏的；管理，是上级管束下级，而治理，是大家平等地参与，商量着办事。”
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行甲认为，做乡村教育，要了解孩子们真正需要什么，把对他们的关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出生在湖北山村的陈行甲，没有见过大海，只见过村里的那条小河。但是，小学时学过一篇《山的那边是海》的课文，激发出他走出去看大海的梦想。陈行甲认为，现在许多乡村孩子最需要的已不再是当初的硬件设施，而是像自己儿时那种想去“山的那边看海”的内动力。
每年，陈行甲从定点帮扶的贫困山区邀请50名学生和6位教师一起到深圳看海、坐地铁、去世界之窗游玩。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看到山外面更大的世界。
要通过改变乡村教师来改变乡村学子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高小强说，当乡村教育的凋敝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时，要想保障当下仍在乡村孩子的教育，其核心仍然是乡村教师，要通过改变乡村教师来改变乡村学子。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也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以公平导向偏向农村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岀台。特别是2005年以来，政府在财政上尽可能促进乡村教师的供给，提高和保障乡村教师的待遇。但是，通过对两个西部省份的乡村与县城教师工资水平进行抽样调查后，宋映泉发现，“在县域内，控制了教师年龄、性别、职称等因素，通过多元回归等计算，乡村教师的月平均工资比县城教师高出400到500元左右，这个工资差异要留住优秀的乡村教师可能远远不够”。
另外，针对乡村教师知识老化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任春荣给出了建议。她以日本轮岗制为例，日本校长一般3-5年、教师一般5-7年可以轮换岗位。对于新入职的教师，为了能让其适应不同的教学环境，一般要求3年就轮换一次学校。
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模式。任春荣发现，为了补充乡村教师的数量，在不少地区，刚毕业的新教师，一入职就被直接放到村校，等过了几年，再把他们调回城里。任春荣认为，这种“新教师先入村、有经验后再入城”的模式，对乡村教育伤害很大。如何培养新入职的乡村教师？入职后，如何保障其后续的进修、轮岗机会，消除其“永远留在农村”的顾虑？这都是轮岗制度本地化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