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层大会上释放两个信号：
- 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循环”一词，在本月21号的会议上特别强调过。7月末，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定调终于出来了。在财政上，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还要更加积极有为，保证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率，这就是告诉我们，财政还要继续花钱，宽财政推动国内投资，这个事将持续下去，基建和新基建将继续获得投入，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强周期还会延续。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海外肆虐，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仍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就如何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复苏接受了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他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复苏必须靠扩大内需，要靠自身硬，而扩大内需必须从农村挖潜；通过扩大内需，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大潜能来自乡村振兴
广州日报：疫情之下，今年扩内需有何特别的意义？
郑新立：扩大内需是实现“六稳”“六保”的根本举措。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够把我们潜在的发展潜能激活。我们通过改革把这些增长的潜力激发出来，就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高质量的发展，才可能实现“六稳”“六保”。 过去我曾经讲过一个自行车理论，就是说，自行车在平稳前进时是最稳的。如果失速了变得很慢，那么车子肯定要倒下来；如果车速太快了也会有风险。所以保持经济的适速增长，是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措施。而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要靠扩大内需。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冲击之下，我们出口的订单减少，外部需求萎缩，短期内还很难说什么时候探底。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更成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想，今年扩大内需，按照中央的部署，要紧紧抓住4件事。那就是新基建、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把环保产业发展成支柱产业。
广州日报：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城市人群更有消费潜力。但你提出扩内需必须从农村发掘潜力。为何有这样的判断？
郑新立：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来自乡村振兴，“十四五”期间的重要着力点就是乡村振兴。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城乡之间建立一个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等价交换的体制和机制，就能够把城市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先进的生产要素引到农村去，促进乡村振兴。
而乡村振兴主要是干好4件事：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设。
农业现代化方面，我们有18亿亩耕地，2亿农村劳动力，平均一个劳动力只能种9亩地，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是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27%。新农村建设方面，从今年开始，土地政策已经有突破，通过这些政策，使得农村土地资本化、商品化、货币化，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来投入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农民工市民化方面，我们的城镇化仍在高速推进，通过发展城市的服务业吸纳农村的剩余的劳动力也是必由之路。我国有2.9亿农民工，要通过在城市里发展第三产业来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渠道，不要让他们再回流到农村去。
以上几方面同时发力，就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的新动能，进而扩大农村市场，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国内市场需求还很大
广州日报：你如何看待改善型住房需求和车市复苏？
郑新立：当前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要把启动房市和车市放在重要地位。因为像房子和汽车这样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商品，找不到第三个了。“房住不炒”，住房需求当前仍然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疫情过后，居民对改善居住环境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应当通过增加房子的供给来抑制房价，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这种市场化的调整才是办法。
车市方面，现在部分城市已经对汽车限购，而实际上中国的汽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改善汽车使用环境，增加道路、停车场等，比如可以鼓励人们在郊区使用汽车，在市区使用公共交通，在市区和郊区建设大型停车场方便接驳。我们完全可以创造条件让我们的汽车消费继续往上走。
今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通过扩大进口，扩大消费，可以建立一个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同时也要看到，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们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我国现在人均GDP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关键要把潜在的需求转变为有效的需求。我国居民消费现在正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的升级中，特别是教育、医疗、文化、信息消费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双循环”将让全球经济受益
广州日报：当前，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于中国经济破局有何重要意义？它与扩内需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新立：目前疫情在供需两端都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复苏必须靠扩内需，靠自身硬。而“双循环”战略是我们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主动调整，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双循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就是要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内需市场的庞大和不断升级是中国经济的活力之源，需求结构和消费升级是驱动经济良性循环、加速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随着需求层次与购买力不断提升，我们的消费需求正从“数量型、生存型、温饱型”消费向“质量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
在前几天的研讨会上，很多专家都提到中国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扩大、倍增，这个我是赞成的，我们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是4亿人，如果真的能增加到8亿人，那带来的消费增长将是巨大的。通过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提供更多高性价比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充分激活和释放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潜能，更好支撑消费结构和品质双升级，从而倒逼供给质量的大幅提升。
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不仅是实现人流、物流和各种商品要素的畅通，还要逐步实现国内、国际市场规则的接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中国受益，全球经济都能从中受益，中国正在提升开放的层次，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外市场规则融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疫情之后，中国依然是最受欢迎的投资国之一，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有信心，也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国也乐于和全球共享中国市场发展壮大的红利，以更好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广州日报：为配合扩大内需，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不是可以更宽松一些？
郑新立：我们的宏观政策，扩张性应该更强一些，还有宽松的空间。我们应该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采取更加精准的支持经济运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像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灵活，以此来配合“六稳”“六保”和扩大内需，支持我们今年发展任务的完成。在世界上大的经济体里面，我们是唯一一个实行正常财政政策的国家。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即使我们的债务规模更大一点、货币投放更多一点，也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包括财政赤字，再高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
人物简介：
郑新立，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