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专家：疫情冲击或引发超大萧条，改变世界发展进程，退回80年代以前

本文隶属:农业灾害与疫情防控(第84/164篇)

全球疫情愈演愈烈。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3月30日8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72万例，逾3.3万人死亡。

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冲击？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会发生哪些新变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认为，此次疫情冲击可能超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改变世界发展进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疫情冲击

可能甚于1929年大萧条

国是直通车：您怎么看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2008年时相比有什么异同？

郑永年：这次疫情的冲击我认为会远远超过2008年，可能会比1929年-1933年大萧条时还糟。

2008年时主要是单纯的金融危机，但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有恐慌引发的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以及国际秩序危机，是多重危机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爆发，我把它叫做“并发症”，这和2008年“病症”比较单一有很大不同，也更加危险。

为什么说疫情引发的危机可能甚于1929年大萧条呢？

第一，大萧条的中心是西方，之后从西方逐渐扩散到其他国家，但当时全球化的程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当前，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主要经济体暴发疫情，造成的伤害会远远大于当年。

第二，如果各国能够加强协调合作，确实可以缓解疫情造成的影响，但问题是危机当前大家往往不能“有难同当”，开展国际合作非常困难。从目前情况看，不少国家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国家利益战胜了全球利益，甚至出现了不少“趁火打劫”行为。正常的国际秩序受到很大冲击。

第三，大萧条时美国处于“青壮年”时期，但现在它已步入“中老年”，国际领导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中国能力虽然有提升，但能否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领导者角色还有待观察。这意味着危机当前没有有力的协调者，这很糟糕。

更重要的是，当年大萧条时是有清晰的应对方案和工具的，就是凯恩斯主义；但现在应对疫情似乎并没有很好的方案。

国是直通车：现在各主要经济体都相继出台了刺激经济的政策，您认为这些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

郑永年：我个人认为不能对这些政策的效果过分乐观。当前经济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疫情，在于疫情引发的社会恐慌，因此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再大力度的刺激都是隔靴搔痒，起不到真正作用。当前形势下，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其实是很难有条件“两条腿走路”的，必须重点突出，集中精力先控制疫情，然后再谈其他。

国是直通车：如果疫情在6月底前得到了控制，您认为全球经济会出现v型反弹吗？

郑永年：全球经济快速反弹是不现实的。从中国情况来看，疫情得到控制并不意味着社会心理能够马上恢复，各项因为疫情骤停的经济活动也很难一夜之间全部重新开展起来，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全球经济的看法变了。

经济全球化

可能退回80年代以前

国是直通车：您刚才说对全球经济的看法变了，具体有什么变化？

郑永年：这次疫情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和本国民众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东西不能任其流失。

疫情最严重的欧美都是发达经济体，但他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暴露出很大的问题，口罩等基本医疗物资本国产能不足以满足需求，甚至已经根本不能再生产。那么这种情况下，各国会趋向于把和国家安全、民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东西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经济全球化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了。

国是直通车：这种变化是短期的，还是带有长期性？

郑永年：我认为带有长期性。现在已经有医学专家提出，疫情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绵延不断。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肯定会被重新定义。

国是直通车：那么新的经济全球化会有哪些新特点呢？

郑永年：我认为可能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各国会把和自己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非常紧密的生产部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到经济主权时代。这某种意义上是件好事，可以让各国长期失衡的经济能够相对平衡一点。

国是直通车：但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已经形成了，要让已经去往海外的企业回流到本国是有难度的。

郑永年：一旦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需要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融入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不能还仅仅从劳动分工、成本收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经济是不可能脱离政治和社会“自成一体”、单独运转的，它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服务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说，疫情是一次改变世界发展进程的大事，因为它影响了整个社会心态。换句话说，疫情之后人们的“活法”会变，国家的想法也会变。

中国国际影响力

是否会有重大提升？

国是直通车：疫情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少援助，您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否会因疫情有明显提升？

郑永年：这取决于中国能否找到一套合适的话语表达体系，让国际社会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援助，而不是相反。中国现在还是缺少合适的、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话语。“国际合作”本身不是话语，“大国责任”也容易被误解甚至有意曲解。坦率地讲，现在有一种思潮是认为中国援助其他国家防疫是“别有用心”，是要趁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甚至是要“称霸”，这对中国不利。

我认为，中国可以考虑以人道主义为旗帜，这是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引起共鸣的。

国是直通车：您怎么看疫情之后的大国关系？美国的领导力会下降吗？

郑永年：美国领导力肯定会下降。但从历史经验看，每次重大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通常都会增强。这次疫情挫伤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因为它没有在这场全球危机中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人们认为它的国际责任感弱化了。

但是，美国领导力下降不必然意味着中国领导力会上升。尽管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了疫情，并对国际社会积极开展援助，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肯定和感谢，但近年来西方对中国日益防范、猜忌的心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应当认清这一点，并做好应对准备。

国是直通车：我们发现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合作明显升温，您认为这会变成长期趋势吗？

郑永年：疫情给中日韩进一步改善关系，加强合作提供了契机，但能不能把握这个契机，把可能变成现实，还要看中国的后续工作。不论是疫情防控层面，还是经贸合作层面，都需要有更高的格局，更开阔的眼界。